中国的丝绸文化

中国的丝绸文化
导游网 www.daoyou.org

 

"赛里斯"的由来
　　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地中海国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漫长的中西交通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丝绸作为中国的国宝，在殷周时期已相当发达，并为周边民族所喜爱。在欧亚文明圈外散居着无固定住所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充当了两种文明的传播者，促进了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丝绸传入西方，首先是从绕行里海、黑海，直达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开始的。
　　从史料上看，出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元首，可能是公元前十世纪的西周首领周穆公。当时他从中原出发，驱车西游到西北，抵达中亚的一些氏族部落，以丝绸作为国礼，赠送给所出访的国家。这大概是丝绸西传最早的历史。直至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才开通了从新疆通往西亚的绿洲丝路，这条人们通常意义所指的丝绸之路，晚于草原丝路达几个世纪之久。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出现所谓的"大移民"运动，也就是由古代农业性移民转到商业殖民。其中一支向北越过赫勒斯滂，深入整个黑海沿岸。这些古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贸易频繁，斯基泰人除以谷物、羊毛和奴隶为交易贷物外，还转销来自遥远东方的货物。在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道："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这些丝绸很可能就是与斯基泰人交换得来的。
　　希腊人虽然很早就已开始使用丝绸，并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es，即产丝之国），但由于远隔重洋，路途遥远，不了解中国的蚕丝生产，他们对这种神奇丝的来源一无所知。于是，西方人添附了中亚民族关于丝绸的离奇神话，凭籍他们的想象，对遥远的"赛里斯国"和丝绸的来源作出了各种各样十分荒诞的猜测，从而也产生了对蚕丝的各种误解。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认为，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近二十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二百岁。"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赛里斯人可能是指中亚以东的民族，即现在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也是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并不是指中国汉族。
　　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赛里斯国"，称该国"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可见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丝是从树上来的。
　　希腊一位名叫波金尼阿斯的地理学家，则做出了更加离奇的推测：赛里斯人所用织绸缎之丝，来自一种名为塞儿的小虫。此虫的大小约两倍于甲虫，吐丝时如树下结网的蜘蛛。蜘蛛八足，该虫也有八足。赛里斯人于冬夏两季建房舍蓄养该虫，并用该虫所吐细丝缠绕其足。先以稷养四年，至第五年改用青芦饲养。青芦为此虫最爱，虫因食之过量，血多身裂而死，体内即为丝。"这种爱吃青芦的"大甲虫"是公元二世纪西方人对蚕的一种想象。
　　到了公元四世纪，希腊人又想出了一种会产丝的"羊毛树"：林中有羊，有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几个印度僧人把中国蚕种藏于行路杖中，从中国西部走私到东罗马拜占庭，此后，欧洲有了蚕丝业。这时他们才搞清楚"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从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虫以桑叶养之。"公元六世纪之后，"赛里斯"这一称呼也逐渐消失了。
　　如今"赛里斯"又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了。
 
 
纯天然桑蚕丝纬编针织服饰的基本特性
以100%纯天然、高质量的桑蚕丝为原料，采用进口现代化纬编大圆机等设备精制而成的真丝针织服饰具有如下基本特性：
1． 蚕丝由丝胶和丝素组成，由18种氨基酸按不同的比例和空间组合而成，是一种蛋白质纤维。丝胶在外，丝素在内，两者紧密相连，丝胶结构疏松，手感粗糙，因此需要脱胶，丝素结构紧密，光泽柔和、肥亮，具有珍珠般的光彩。
2． 手感柔软、滑爽、厚实、丰满，弹性优异。
3． 穿着舒适，具有良好的吸湿、透气性能，有护肤保健作用。蚕丝为蛋白质纤维，以蚕丝为原料制成的真丝针织内衣衫裤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吸收性,蚕丝是一种多孔纤维，因此具有良好的保温、吸湿、散湿和透气的性能,对皮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4． 由于蚕丝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吸收性能，因此比较容易泛黄，在穿着和洗涤晾干时应避免阳光的强烈照射。
5． 蚕丝比较娇嫩，易起毛起球，易起皱，应精心护理，轻柔洗涤，避免大力磨擦扭绞或在粗糙的地方用力揉搓，导致蛋白质纤维损坏。
6． 蚕丝纤维耐酸不耐碱，在碱性条件下丝素容易受损且容易褪色，因此在洗涤时应选用中性洗涤剂在室温下洗涤。同时应注意深浅颜色应分开洗涤，以免相互沾色。
 
 
半个蚕茧之谜
　　192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正在紧张地挖掘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一名考古队员突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后来，李博士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进行鉴定，刘教授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记；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最后，刘教授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
　　有关这半个蚕茧的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

 

　　一是关于它的年代。多数人认为此茧属距今5500～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学者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应晚于仰韶文化。

 

　　二是蚕茧的性质。至今已有野蚕茧、桑蟥茧、家蚕茧三种推断。1968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17%，推断是桑蟥茧，也就是一种野蚕茧。但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三是蚕茧切割的用途。这半颗蚕茧是被一个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切割究竟为了什么？这对研究丝绸起源的契机意义重大。为此，后人产生了许多猜测。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就连华北地区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的麻和葛纤维，过着冬着毛皮、夏着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它对满足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了茧壳腐败变色。从民族学的一些材料，也可支持这一观点。在四川省大凉山有一支自称"布朗米"的部落，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开始采集蚕蛹为食料，后来才养蚕抽丝。

 

　　尽管这半个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一直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甲骨青铜载丝绸
　　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1899年才被发现。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的遗址，自盘庚迁都直至商纣灭亡共历273年。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此出土的甲骨多达几十万片，其中有很多都记载了与蚕、桑、丝和蚕业有关的事和文字。可见，蚕丝早已成为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甲骨文中的各种"丝"，形状均似丝线缠绕。"缫"字中有水、缫釜及蚕茧，属象形字。此外，还有续丝的"续"、断丝的"断"，束丝的"束"、用丝线钓鱼的"钓"、以丝线作琴弦的"乐"，以及用丝帛制成的"衣"、"巾"等字，它们的字形或造字本义都与丝有关，属会意字。有些如"幽"、"幼"，则是由丝线的细微含义引申而来。

 

　　甲骨文中的"桑"以桑树为形，往往用作地名。先秦史籍曾记载：商代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七年大旱，成汤于桑林中以身祷雨，后人称为"成汤祷雨"。成汤的名相伊尹，曾是空桑之中的弃婴，被一采桑女所得。从这些文字记载可推测出商代已大量种植桑树。

 

　　目前，一些学者对甲骨文中的"蚕"字有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那不是"蚕"字，而是"蛇"字的象形文字。其实，这些"蚕"字的构形虽有变化，但都突出表现其多环节的生理特征，是对蚕的生动写照。

 

　　"蚕神"是古人崇拜的神灵之一。祭祀蚕神称为"蚕示"，或用三牛、三牢，或用羌（被杀死的奴隶），典祀十分隆重。由每年祭祀蚕神以求丰收的行为可知，蚕桑也属重要的农业收成。商代后期一个叫武丁的国王曾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蚕桑业极为重视。

 

　　丝绸具有轻盈、舒适、光亮等神奇特性，这是其他织物所没有的。在"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的原始社会中，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和使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便成为贵族的专用物品。统治者为了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或炫耀其显赫的地位，桑蚕丝织生产倍受重视。蚕的形象还不断出现在奴隶主礼器的装饰纹样中。从出土文物可知，奴隶主死后，其墓葬极为奢华，甚至在陪葬品青铜器外包上精美的丝织品，以显示经济实力。由于埋葬于地下数千年，丝绸逐渐被青铜器的铜酸腐蚀，后人只能从考古发掘出的粘附于商周青铜器上的丝绸印痕中窥测当时丝绸的生产水平。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丝绸大多为附着在青铜器上的印痕，考古出土的实物极为少见。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玉戈堪称珍宝，它不仅拥有各种朱砂染色而成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而且还拥有以平纹为地、呈雷纹的丝织物印痕。这类几何纹样所有线条均等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商代织物的基本特征。

 

 
龙飞凤舞的战国丝绸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各诸侯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丝绸产品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普及到了民间。因此，织、绣、染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为汉代大规模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战国时，丝绸的纹样已突破了商周时期几何纹的单一局面，表现形式多样，形象趋于灵活生动、写实和大型化。商周时期的神秘、怖厉、简约和古朴的风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蟠龙凤纹。这时的纹样已不再注重其原始图腾、巫术宗教的含义。纹样穿插、盘叠，或数个动物合体，或植物体共生，色彩丰富、风格细腻，构成了龙飞凤舞的形式美。由于当时织和绣表现纹样的技术相差较大，浪漫主义风格在织绣上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丝织上主要采用变化多端的几何纹样；刺绣则表现以龙凤为主题的动物图案。

 

　　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至今保存完好的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大多发现于湖南、湖北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湖北江陵古城发现的马山一号楚墓。该墓出土的丝品数量之大，保存之完整，令世人惊叹不已。这些织造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丝织精品目前均保存于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中。

 

　　龙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物。马山楚墓中出土的大量龙凤纹是当时龙凤艺术的集中表现。丰富的想象加上随心所欲的变化，使其与明清时期服饰上的龙凤有着天壤之别。战国时期的龙凤极其苗条、秀丽，有着锋利的爪子、如花的尾巴或羽毛，经常与花藤枝蔓相缠连。而后世的龙凤则已成为皇权的象征，威猛而高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蟠龙飞凤纹绣就是这一时期的刺绣佳作。

 

　　该件绣品上部采用S形的对龙作为主题，口衔一条龙尾，下部是高冠展翅的斜立对凤，凤下处有一条小龙。在对龙之间，是表现太阳的扶桑树。华丽的凤冠和凤翅构成了整幅图案，犹如菱形骨架，使图案的布局满而不乱，非常有章法。此种布局方式在战国时期的刺绣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

 

　　舞人动物锦，无论从色彩还是织造技术来看，均可堪称战国织锦的典范。这件织锦的图案由宽矩形左右斜排成锯齿形骨架，矩形内填以双龙或类似纹样，矩形外的空间有八组纹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翩翩起舞的舞者，他们头戴冠，冠尾后垂，着长袍，系腰带，表现的或正是楚地的巫术活动。

 

　　战国时期的大几何纹均以早期的小几何纹作骨架，再填以小型的几何纹。因此，纹样较为复杂，循环度也大，织造起来有一定难度。马山出土的大几何纹锦采用的是以勾连雷纹（呈T字形）为主体，再填充中小型的菱形、杯纹、H形、N形及类似万字纹的纹样，图案紧凑，布局均匀。
 
 
飞云流彩的汉式织锦
　　在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漫漫黄沙中，坐落着被世人誉为东方"庞贝"的尼雅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公元4世纪，这个在丝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沉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的国都尼雅也从此默默地沉睡在大漠深处。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宣布，他在中国新疆的沙漠中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然消失的精绝古国。199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精绝国王室的墓地??一号墓地，并于墓穴中发现了身穿艳丽华贵锦袍的国王及其爱妃的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护着的那块色彩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首先是这块织锦的图案十分奇特。它采用山状云作为骨架，如波浪纹，沿织锦纬向由右向至左连续铺展，其间依次穿插鸟、独角兽、虎，并伴有铭文，在铭文旁还有两个圆点纹，代表五星中的两颗星。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用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五星的图案恰好由这五种色彩表示。同墓所出的另一片残片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诛南羌"三字铬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为同一织物。其次，两处铭文连在一起，与《汉书》的一处记载相一致：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西羌（羌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临行前星占家占卜，认为五星（金、木、水、火、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是若干年才能一见的现象，说明此次军事行动将有利于中原。于是，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锦可能是墓主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所得的一种赏赐，因此，也可以推断，这块锦是由中原地区织造，而非当地产品。

 

　　此锦是一块典型的汉式织锦。汉式织锦是西汉至魏晋时期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之得以传播至非常遥远的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尼雅遗址以及蒙古、俄罗斯、叙利亚等地公元1~5世纪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色彩鲜艳的汉式织锦。

 

　　汉式织锦在图案上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当时汉代统治者热衷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这一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也与此相似：在连绵起伏、流动飞扬的云气间布满了各种奔腾活跃的祥禽瑞兽，并在纹样的空隙横向穿插着"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秦汉时期寓意吉祥的隶书铭文，显示了汉代艺术的飞动之美。

 

　　这类汉式织锦是用经线织造花纹的提花机织制的。提花机采用高难度的平纹经重组织，用不同颜色的经线织出锦的花纹，而纬线只用一色，且不提花。汉式织锦织制的工序非常复杂：首先将经线根据需要染成五种颜色，然后装于织机上，每厘米要排上200多根，织机上有专门的装置来控制织物的花纹，多时可达120蹑（即织机踏板），织造费时费工。现在，生产汉式织锦的具体装置工艺已鲜为人知，但可以推断，生产此类锦的提花机上一定有一种能有效控制经向循环，但不能在纬向上产生图案循环的装置，这种装置最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 
 
西域纺织文化的冲击
　　晋唐时期是中国丝绸大转折的时期。尤其是唐朝，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丝绸史上最为灿烂的一个篇章。
　　随着汉代西北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西亚、中亚等地区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其中丝绸起了很重要的媒介作用。张籍在《凉州词》中说"边城暮雨雁飞低，芦苇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是在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下，晋唐丝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和中西合璧的艺术风采。众所周知，无论是纬线起花，还是斜纹组织，都是西方的织造传统。在极为开放的晋唐时期，堪称丝织品之冠的织锦不仅从平纹锦过渡到了斜纹锦，而且其显花组织也从经线显花转为纬线显花。

 

　　纬锦的出现，在中国丝绸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虽然纬锦织机较复杂，但操作简便，较之中国传统的经锦更利于图案的换色与花纹的细腻表现。唐代织锦大多色彩繁丽，花纹精美，走出了汉魏的"稚拙"，这与采用纬线起花的技术革新是密不可分的。

 

　　以绫为代表的暗花类丝织品也是一个证例。这里所说的暗花物，是指在本色地上显示相同颜色花纹的一种织品，由于织出的花纹不很明显，故称为暗花织物。早期的绫是平纹地起花，这种绫一直盛行至唐初。但到了唐代之后，则改用斜纹地起花。绫在唐代十分盛行，朝廷禁止私人织制，并以绫为原料制作百官常服。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唐代工匠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营养，不仅改进了传统技术，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从而使中国丝绸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首先是纹样排列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惯用通幅排列和菱格骨架来表现，多见于汉锦和绫绮织物。到了北朝时，受西方图案的影响产生了圆形骨架的团窠排列。波斯萨珊王朝的那种在图案的四周饰以一个个圆圈，犹如一串串珠子的"联珠纹"，成为晋唐丝绸纹样的主流。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窦师纶的著名花样设计师，在西方纹样的基础上创新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陵阳公样"图案。他用环式花卉或卷草代替联珠纹，以中国传统动物主题替代西域诸神。这种将动物置于花卉环的团窠，在中国整整沿续了数百年之久。这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团窠宝花水鸟印花绢就是典型的"陵阳公样"。该印花绢的纹样以宝花作环，花环中的图案以水鸟为主题。

 

　　其次是纹样内容的改变。唐代丝绸纹样的题材已从原先充满神秘色彩的飞禽走兽转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植物纹样。来自西方的忍冬纹、葡萄纹等颇为盛行。如要反映唐代文化那种兼收并蓄、雍容大度的时代风格，非宝花莫属。宝花其实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叶中有花，花中有叶，虚实结合、正侧相叠。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唐墓的红地花鸟纹锦是一幅色彩保存极佳的宝花纹织物，共有真红、果绿、棕、海蓝五色，图案中心为一放射状团花，由中间一朵正视的八瓣团花与外围八朵红蓝相间的小花组成。团花四周百鸟争鸣、蜂蝶飞舞，显现出一派春意融融、生机勃勃的景象。另有四簇写生型折枝花散落其间，标志着走向自然、清新的审美趋势。后唐的丝绸纹样大抵如此，为宋代丝绸纹样流行写生折枝花卉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上的奇葩
　　《西游记》第59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所说的"火焰山"就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在吐鲁番以东约20公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就是著名的高昌故城。该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东晋初，前凉张氏在此设高昌郡，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此后二百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繁荣度由南路向北路转移，此城逐渐成为敦煌以西"丝绸之路"北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元640年，唐太宗在该地区设立西州，后又设安西都护府。到了七、八世纪中叶，该地区已成为自凉州以西最大的城市。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便是发掘于此。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约60公里处，由两个墓群组成，即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即高昌）。它们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它们均距火焰山不远，基本相接。二十世纪初，这两处墓地曾先后遭到英、俄、德、日等国掠夺者的疯狂盗掘，有不少纺织品已被带至域外，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日本若干大学的博物馆中。

 

　　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锦、绮、绢、纱、罗、刺绣、染缬等品种齐全。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新品种，如织锦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品种。唐锦发展顺序可依次分为：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纹经锦，隋或初唐时期的斜纹经锦，盛唐时期的斜纹纬锦、织金锦等。平纹经锦是我国传统的织锦，到了唐代数量已明显下降，大量出现的是隋代前后兴起的斜纹经锦。由于受西域纺织技术的影响，此时又出现了斜纹纬锦。它们采用双根加有反手向"Z"拈（内地为正手向的"S"弱捻）的经线作夹经,经捻强于纬捻，经线排列也比纬线稀疏，用粗而宽的彩色丝线作纬，并由纬线显示织物的图案。对织物纹样的变化来说，采用色梭的替换比中国传统的牵经线法更为方便灵活，因而突破了传统经锦花型循环较小的局限，可织出大块面积的图案。在阿斯塔那墓群中就发掘了不少这种纬锦。

 

　　这件"胡王"牵驼锦是一件我国传统的平纹经锦，出土于高昌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唐绍伯墓中。整个图案以联珠圆环组成。在环内以朱红、墨绿、土黄三色显示一幅美丽的图案：一个商人执鞭牵驼来到泉水边，清澈的泉水中倒映出他完整的身影。织匠把商人在漫漫黄沙中发现泉水的喜悦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幅织锦中还织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汉字"胡王"，由此可推测，织匠很可能是汉人，也许来自中原。

 

　　吐鲁番出土的织锦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覆盖死者的脸部，称为"覆面"。这件盛唐时期的联珠猪头纹锦覆面就是典型的斜纹纬锦，色彩明快活泼，猪头上翘起的獠牙与几何形的眼睛极富装饰性。这种野猪头的形象来自中亚萨珊波斯艺术。猪在崇尚武功的波斯拜火教中被视为伟力拉格那神的化身，备受尊敬。野猪头纹出现于中亚的时期，先于七世纪中叶的伊斯兰化，因此，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这种以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为纹样的织锦图案逐渐消失。 
 
中国丝绸的南盛北衰

　　由于宋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更加普遍、频繁。不仅在都市，而且在农村，丝绸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宋代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多达50个左右。在大都市，还放宽了以往对营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坊（即现在的居民区）和市（商业区）之间不再隔绝，夜市和早市热闹非凡。在这种氛围中，丝绸贸易蒸蒸日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北宋时的东京（现开封）和南宋时的临安（现杭州）最为昌盛。"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则是当时东京丝绸贸易兴盛情景的真实写照。
　　公元11世纪，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定都于临安。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匠也定居江南。于是，丝绸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了江浙一带，临安不仅处于丝绸生产兴盛的区域，而且又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丝绸贸易比东京更为昌盛。

 

　　从上古直至西晋末年，北方丝绸的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魏晋隋唐时期，全国形成了三大丝绸产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经过漫长的南北两地织工的技术交流，从南宋开始，中国丝绸已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转移，而且江浙两省至今一直保持着丝绸大省的地位。

 

　　长江流域在南宋时期成为中国丝绸业的生产中心，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有着许多历史机遇：自东汉末年以来，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一直处于长期混战中，相对而言，长江流域却比较安定。北方的民众为求生路，纷纷渡江南下。他们不仅为南方经济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丝织业等先进技术。南移的汉族与南方土著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在南朝时，南贫北富的局面已开始扭转，比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景象，已大为改观。

 

　　从隋朝开始开凿的大运河，为南北经济的贯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到了唐朝，统治者更加注重发展南方的丝织业。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薛兼训任浙江东道的最高军事长官时，看到农村养蚕不普遍，机织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于是从他的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让他们回家乡选择善于缫织的能手为妻，并带回南方。从此，浙江绍兴一带的织造业突飞猛进。现在的浙江人应该感谢这位在江东做"红媒"的薛大人。但从当时的总体状况来看，江南的丝织业仍然落后于北方。

 

　　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喋血干戈中，丝绸业呈现萎缩状态。南方小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而兴修水利，奖励耕织。如当时吴越国王钱?（杭州"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塔"就是其在位时所建造的）则"闭关而修蚕织"，为后世太湖流域的蚕丝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代建立之初，北方经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桑林也遭到了野蛮的砍伐，而南方较安定，且气候、温湿度等自然条件都有利于蚕、桑的生长。因而在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后，杭嘉湖地区的丝织业日益昌盛。加之江南地区人杰地灵，文化发达，于是，这里的丝织品与人文相结合，艺术品味有了新突破。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北宋时全国租税和上贡的两项丝织品中，黄河流域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长江中、下游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两浙一路（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就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丝织业在宋代已跃居全国首位。
 
鸟语花香的南宋纱罗
　　如果说唐代的丝绸纹样是以艳丽、豪华、丰满为特点的话，宋代的丝绸纹样则以轻淡、自然、庄重为突出的时代风格。
　　丝绸的纹样风格就象一面镜子，也能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内安定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军威四震；与此相反，宋代则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屈辱求和，后来更是偏安一隅，境状日下。因此，弥漫于宋代的审美趣味已没有盛唐时期那种富贵、奢侈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伶、伤感和忧郁的情调。不再是盛唐时代的奋发向上，而寄情于世外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隐逸生活，强调平淡的天然之美，更重视个体内在心灵的自由。这种审美情趣扩大了美的领域，美与个人生活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

 

　　丝绸纹样的题材则更加多样，大自然中诸多为人们所喜爱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都反映在纹样中。唐代盛极一时的宝相花、对鸟等纹样退于次要地位，自然生动的写生折枝花、穿枝花以及大量花鸟纹成为宋代丝绸纹样的重要程式，其色彩淡雅柔和，纹样更趋写实。宋代丝织品花鸟纹样的流行，与同一时期花鸟画的兴起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从福州黄?墓和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实物来看，牡丹、芙蓉、山茶、月季、海棠、竹、梅花、宜男（萱草）等植物是这一时期纹样的主流。其形式一般用大朵的牡丹、芙蓉为主体，配以梅花、海棠这类较小的花蕾，并在叶中填以各类碎花，形成花叶相套的奇特效果。

 

　　在此，着重介绍一下折枝花。折枝花即通过写生截取带有花头、枝叶的单枝花卉作为素材，经平面整理后保持生动写实的外形和生长动态，作为单位纹样。在组织排列上将数枝折枝花散点分布，注意花纹之间的相互呼应，形成生动自然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折枝花以其写实生动、恬淡自然的风格，成为准确反映宋代审美意境的典型纹样程式。

 

　　宋代丝绸纹样的配色，也深受时代审美思想的影响，与写实化的纹样形式相协调。总体色彩倾向于清淡柔和、典雅庄重。唐代常用的朱红、鲜蓝、桔黄等鲜艳色彩已不再流行，代之以茶色、褐色、棕色、藕色等间色或复色为基调，配上白色，极为淡雅。

 

　　宋代织造的品种也与唐代有所区别，轻薄透气的罗织物是当时流行的丝织物。中国的罗织物生产在宋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在南方，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级丝织品。1975年在江苏金坛县周?墓中出土的50多件衣物中，大多数为提花罗制品。同年，在福州黄?墓中又出土了200余件不同品种的罗织物，其罗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绞不起花的素罗，还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各类花罗。四经绞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这种罗织物的织造技术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绸技术的历史之谜。

 

　　写实生动的纹样，清淡柔和的色调，织制在轻薄如云的纱罗织物上，使宋代丝绸呈现出一派鸟语花香的怡人气息。
 
马背民族的织锦文化
　　宋辽金西夏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政权争战的时期。金辽元时期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为历代所罕见。他们对高档丝织品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和需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丝绸生产，丝织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其中以加金织物最具时代特色。
　　加金织物主要有织金、绣金和印金，其中尤以纳石失织金锦的技术和艺术成就为最高。织金锦本为波斯特产，元代蒙文中称为"纳石失"，是波斯语"Ｎasich"的译音。它是一种用金线显示花纹而形成具有金碧辉煌效果的织锦。所采用的金线有片金和圆金两种，具体制作方法为：先将黄金打成金箔，用纸或动物表皮作背衬，再切割成强丝线的片金；也可将片金缠绕在一根芯线之外，即成圆金。织金锦的织造技术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对明清流行的缎织物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方游牧民族酷爱织金锦，因为北方寒冷少水，周围的色彩较单调，唯有犹如太阳光芒般金光灿烂的金色，给生活在广漠中的人们带来一丝生机。因而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的上层达官贵人的衣著崇尚用金，并以此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

 

　　最先由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统治者，不仅从懦弱的宋朝手中以岁贡的形式获取大量的丝绸，还从以河北定州为中心的北方丝织生产地掠取大批工匠为他们生产锦绫等高档丝织品。从新近发现的大量辽墓（如内蒙古庆州白塔塔顶、耶律羽之墓等）中出土的织物来看，其织绣品量大艺精，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这件出土于庆州白塔的联珠膺猎纹属于辽代晚期绣品，原是包裹经折的经袱。该绣品用红色的四经绞罗作绣地，以平绣为主要针法，上下各有两条联珠直带作栏，中间为一个黑地白珠的团窠联珠圆环，联珠之中是一个面形方正、胡须往两边外翘的契丹族猎人。只见他骑着马，头戴棉帽，身穿棉袍，脚着棕色靴，两手高擎猎鹰。这种鹰当地称为"海东青"。其余空隙中散布着各种与佛教相关的杂宝纹，有双钱、珊瑚、法轮等。这种将唐朝流行的膺猎纹与佛教有机结合的做法，是契丹人在吸收汉文化和中原高超的丝织技艺基础上，极力体现本民族草原风格的产物。

 

　　女真族也是一个酷爱加金丝织物的民族。1988年，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原上京城故地发现了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该墓是目前为止金代最完整衣饰实物的一次发掘，被誉为"东北马王堆"，其中就有大批用织金锦缝制的衣袍裤裙。从该墓出土的男女织金锦袍所使用的金线都是将纯金箔狭条加捻后包卷于芯线上，而形成金光的圆金线（也称捻金线）。

 

　　织金锦的鼎盛期则在元代。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当时元代的蒙古贵族不仅衣着满身红紫细软、组织华丽的纳石失金锦，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惟幕、被褥、椅垫等都为纳石失所制，无一例外，甚至连军营所用的帐篷也是由这种织金锦制成的，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

 

　　元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打了胜仗之后，就进行了屠城，但唯独不杀手工工匠。那些被俘虏和征调的工匠，有时多达几十万名。在元朝官营手工场中，除了灭宋后，从江南挑选的十余万丝织工匠（蒙古人称之为"巧儿"）外，还有一大批是蒙古军队在西征时从中亚掳来的穆斯林工匠，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织造织金锦的高手。这些不同民族的工匠被安置在同一地区无偿地进行生产劳动。他们相互交流，共同推进了织金锦技术的推广和提高，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北方丝织物在织造及纹样上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

 

　　这件卷草地对狮双头膺锦，是蒙古建立元朝之前（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蒙元时期）生产的一件织金锦佳作。在卷草纹地上布置以两种花式的团窠：一种团窠内为双头膺，这些双头膺在公元12~13世纪时流行于中亚和欧洲各国，但此处的双头膺较矮并且造型也较简单；另一窠内则为对狮纹样，双狮侧身回首相对，头上的鬃发和两耳如冠，其尾盘绕于后腿之间。这两种纹样在蒙元时期颇受喜爱，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吉祥图案的盛行
 　　吉祥图案起始于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明清时，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它们所要表达的只有四个含意："富、贵、寿、喜"：贵是权力、功名的象征；富是财产富有的表示，包括丰收；寿可保平安，有延年之意；喜，则与婚姻、友情、多子多孙等均有关。吉祥图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已成为认知民族精神和民族旨趣的标志之一。明清丝绸吉祥纹样的题材十分广泛，。花草树石、蜂鸟虫鱼、飞禽走兽、无不入画。貌似平凡，其中不乏真趣与深情。一般有三种构成方法：一是以纹样形象表示，二是以谐音表示，三是以文字来说明。
　　以纹样形象表示，也就是将一些动植物的自然属性、特性等延长并引申，这是吉祥图案中最为常见的手法。如以龙、凤、蟒来象征权贵。从古至今，龙是中国古代的吉祥神瑞，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龙纹在我国工艺美术中运用极广，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演变，形象从虚构愈见具体。明代的龙，牛头、蛇身、鹿角、虾眼、狮鼻、驴嘴、猫耳、鹰爪、鱼尾。清代的龙纹则规定为"九似"，即角似鹿，项似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绝不能混淆。从姿态上分，又有团龙、坐龙、行龙、升龙、降龙等名目。按明制，供上用的纹饰为升降龙拥祥云、拥骨朵云、祥云嵌八宝纹等。实际上，在明清两代，五爪金龙已成为皇室专用纹饰。

 

　　又如柏冬夏常青、凌寒不凋，其生物特性被引申为人的长生不老，用以祝福长寿万年；合欢叶晨舒夜合，近于夫妇之意，用以祝愿夫妇和谐；籽粒繁多的石榴、葡萄则是对多子多福的祈求；桃或鹤寓意长寿。

 

　　汉字因其自身的特性，为谐音双关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汉语中，一个读音往往对应好几个汉字，因此，利用读音的相同和相近便可取得一定的修辞效果。比如瓶谐"平"，表示"平安"，蝙蝠和佛手谐"福"，喜鹊谐"喜"，桂花、桂圆谐"贵"，百合、柏树谐"百"。

 

　　吉祥图案还可以直接用吉祥汉字的各种书体来表示，如福、寿、喜等。这种用文字表达人们美好心愿的手法，早在汉锦上运用便极为广泛，到了明清时期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寿"字早已被图案化、艺术化了，成为一个吉祥符。据《吉祥物在中国》的统计，"寿"字有300多种图形，变化极为丰富，可用多种字体表示。字形长的叫"长寿"，字形圆的，叫"圆寿"（无疾而终），也有用多字来表示，如"百寿图"。

 

　　?原本不是汉字，而是梵文，读作Srivatsalalsana，意为"胸部的吉祥标志"。这是一种宗教标志，佛教著作中说佛主再世生，胸前隐起?字纹。这种标志旧时译为"吉祥海云相"。在七世纪唐代武则天当政时，被正式用作汉字。此后，佛经便将之写作"万"字，发音也相同。尽管它被用作汉字，但更多地还是以图案的形式出现。吉祥图案中的"万字曲水"纹，借?四端伸出、连续反复而绘成各种连锁花纹，意为绵长不断。"万字曲水"纹多作图案的底纹。这种纹样运用最广的当推衣饰。旧时乡绅多有以此为长袍马褂的衣料，君主大臣的龙袍朝服也多有绣、织?字的。

 

　　当然，以上三种手法在具体运用中，大多可互相结合，一起使用。当时常见的图案组合有：
　　三多：多福用佛手，多寿用桃，多子用石榴、葡萄、葫芦。
　　万寿长春：万字作底，寿字以及长春花为主题。
　　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绕寿字，寿字通常为圆寿。
　　竹报平安：竹和太平花。
　　连生贵子：莲花或莲蓬及童子，或再加上花生。
　　五谷丰登：五谷、蜜蜂和灯笼纹。

 

万历皇帝的珍宝
　　明代纺织考古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对万历皇帝的墓葬??定陵的发掘。北京昌平天寿山脚下的十三陵是明代规模最大的皇陵区，在其方圆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着除太祖孝陵之外13位皇帝的陵墓。其中以长陵和定陵最为著名。 
　　定陵是明代第13个皇帝神宗朱翊钧（万历帝）及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朱翊钧（公元1563~1568年）年仅10岁时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御极之初，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辅政，推行改革措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中后期怠于朝政，终年不视朝，致使朝政日趋腐败。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开工，历时6年方完成，耗银八百万两。陵墓建成时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

 

　　定陵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主动发掘的帝陵，因此党和政府特别重视。1955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6人联名上书政务院（即今国务院），请求发掘永乐帝朱棣所在的长陵。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并组建以赵其昌为队长的考古工作队。发掘委员会经多次会商、勘察，最后确定：在长陵发掘之前，先行试掘定陵。

 

　　1956年5月，工作队进驻位于长陵西南大屿山下的定陵，破土动工的试掘工作正式开始。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采用考古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以总计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了368年的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出土文物近3000件。

 

　　在出土的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644件帝后冠服织品。该丝织品主要出自万历帝及孝端、孝靖两位皇后棺内，少数置于椁上，其中成卷的匹料和袍料就有177匹，其花色品种齐全，有锦、绫、罗、缎、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是定陵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从用途来看，除匹料外，还有很大一批龙袍袍料，主要有柿蒂形的龙云肩通袖龙?直身袍料，也有四团龙、八团龙补的交领龙袍料及前后方补的圆领龙袍料。定陵出土的成件衣物类文物共计467件，其中服饰385件，被褥34件，用品48件。出土的帝后服饰主要有：衮服5件、龙袍67件、折褶袍1件、大袖衬道袍8件、中单40件、裳1件、蔽膝2件、女衣134件、裤11件、裙47条、童衣3件、大带、绶各7件、鞋19双、靴5双、云履毡袜2双、膝袜20双、袜141双、卫生巾1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