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 LAMA TEMPLE
雍和宫 LAMA TEMPLE
历史沿革
从明内宫监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皇四子与雍和宫)
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二子允�、皇四子允祯、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允祯、允�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允祯……"。文中提到的皇四子允祯(胤�）即：清朝雍正皇帝。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晋升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为期六十年也是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统治历史。同年，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继承皇位，改年号雍正，是为雍正皇帝。皇帝随即迁入宫中，但对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帝王行宫和"龙潜禁地"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从皇四子府邸到行宫(行宫时期的雍和宫)
雍和宫改为行宫后，雍正皇帝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而只是对东花园(又称东书院)进行了彻底修缮。
早在"�贝勒府"时期，当时宅院东侧就辟有一小院，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作为贝勒王胤�读书阅典、贝勒王福晋赏花观月。往后，随着胤�爵位的升迁，这里得以不断扩建和修缮。雍和宫改为行宫后，东书院又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中对东书院的一门一匾，每幅楹联、每幅匾额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详尽记载。重建后的东书院被装点的古朴典雅，清幽明净。乾隆以后的各位皇帝，必须按"定制"每年最少来雍和宫礼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先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必须"原班原仪"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即每年夏至"芳泽事毕，临此园少歇、进膳"。东书院则成为清朝自乾隆以后各位皇帝在雍和宫礼佛之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书院当时的规模几乎与现在的雍和宫相当，当时，两种风格不同、格调迥异的建筑群相辅相成构成了雍和宫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官规格的不一般，使得东书院各殿房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一样。这里也曾设有"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文、武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即：看管东书院所陈大量珍宝古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东书院被日本人所烧，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东书院连同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
1995年，为改善僧人住宿条件，雍和宫管理处在东书院遗址上盖起了两幢极具古典建筑风格、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僧舍，雍和宫的大多数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这里。
从行宫到藏传佛教寺庙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旧制，于同年九月将父亲梓棺安放雍和官(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玄机，众说纷纭)，雍和宫也因此结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宫历史。
期间，为迎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在十五天内改覆黄瓦，雍正灵柩就安放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后，永佑殿则常年供奉雍正影象，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影堂时期的雍和宫"。实际上，在雍和宫没有真正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宫内大部分殿堂已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
从"贝勒府"到"雍亲王府"、"行宫"直至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演义着不同的宫廷斗争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团。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从此，雍和宫开始了它既为皇家第一寺庙又为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的辉煌历史。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俸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
皇家寺院地位
今天到过雍和宫的人，无不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雍和宫现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尽可能地将历史上雍和宫最繁荣，最辉煌的那一段真实地再现在现代人面前。
乾隆年间，在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院之后，从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陆续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诸如：拆影壁，建昭泰门；设桅杆，立宝坊；立碑亭，建钟楼、鼓楼；对内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药师殿等十个殿堂进行翻盖；在寺院外围相继修建了八百余间包括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在内的附属用房，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规模。乾隆皇帝为其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意为兜率壮丽洲)。
为着这里将要发挥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方面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当时在雍和宫设有一个很高的管理机构，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清朝管理全国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设一名，一般都从亲王中选派。其下有"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送。当时，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三房，即："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雍和宫的文书往来、僧人念经，以及佛像造办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设有笔贴式(书记)和苏拉笔贴式(副书记)负责文书往来的具体工作；"经坛房"下设有副管领，首领太监，太监喇嘛若干名，负责喇嘛念经之事；造办房其实是清廷设在雍和宫的一个规模相当的制造佛像的工厂。工厂中除负责人员外，另有工人四十名，这些工人被分为九组，分别从事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不同种类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军则承担着雍和宫的保卫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宫内当时设有两套班子。一套称"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机构专门管理雍和宫的宗教事务。管理雍和宫的这套机构设置相当复杂。最高一级称"总管喇嘛印务处"，简称"喇嘛印务处"。一般都由僧人组成，这些僧人又按职位高低分为七级，依次为"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学习喇嘛"。"学习喇嘛"中又分为四级即："德穆奇"、"格斯贵"、"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当时，雍和宫内还有严格按照密宗四续部理论建成的四大"扎仓"即僧院，它们分别是：(一)扎年阿克学(数学殿)。内设教习堪布一名，总管全殿教务；设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经事宜。学徒(又称学艺喇嘛)共分四级，先后要学习藏文、佛经、历算等功课，完不成学业还要续学三年，之后才能应考更高一级的喇嘛职衔。(二)曼巴学(药师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四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药师经及四种医学经。(三)擦呢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内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共有十三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显宗的主要经典。(四)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五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秘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佛教经典。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四大扎仓在学经师傅安排、学习时间、学习次第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每个扎仓所学的内容不同。一个新学徒要从一个扎仓学成出来，一般要经过十余年的苦读，有的甚至要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四大扎仓后来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四大扎仓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
早在四大扎仓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当时，显宗院上师由西藏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诸明扎仓上师由莫觉夏仲担任。其他僧人的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拉萨)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
各个扎仓的老师确定之后，乾隆皇帝还对僧人的来源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制度。
首先明确，僧人必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明的青少年中选送。《雍和宫导观所》中有这样的记载："各该扎萨克拣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该庙守候，听凭验收。限次年开印之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逐一验看岁数，合格者即交该宫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岁不合，或有疾病及无籍匪徒希图滥竽充数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员带回，并将该旗应负责任之扎萨克报部议处。"经过如此认真的挑选，再经过在雍和宫多年的学习和苦修，一大批"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的藏传佛教人才脱颖而出。
清廷把雍和宫视为御用家庙。喇嘛除在寺内四学殿(扎仓)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它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诸如：常年不断的每天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僧人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登极、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以上活动雍和宫每次派出僧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据《大清会典》资料统计，仅"内课"经差一项就达41种之多。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清朝政府对雍和宫僧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据史料载，当时除八十名学艺喇嘛的开销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余喇嘛之开销则按照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格斯贵等不同级别每月均由政府拨给，具体做法是先由庙内德穆奇造册呈报，从广储司国库支出发给理藩部，再由该部下发至雍和宫。
一般僧众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粮米七斗五升以及数量不同的银钱；每人有进宫念经时穿戴的黄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种"特赏"、布施。乾隆年间，雍和宫的香灯地亩遍及北京周围29个县，年地租一项收入就达白银近万两。至于雍和宫堪布及在雍和宫兼有虚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等上层人士，除雍和宫喇嘛钱粮外，朝廷还加发"驻京喇嘛钱粮"，多数人还享有清廷提供的"佛仓"(住所)和封给的寺庙庙产、牧场、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赏"白银150一300两。另外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故有"驻京喇嘛不亚于王爷"之说。被清朝封为唯一一位灌顶大国师、位居驻京掌印呼图克图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朝就兼任着雍和宫总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庙及庙产，外加亲王俸缎一份，月特赏500余两，其国师金印重88．8两，可以撑黄伞、坐黄轿，皇帝还不时赠给各种金玉珠宝、古玩字画，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于一般亲王。
雍和宫在财务管理上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雍和宫七月份应领香灯钱文因数目错写，多领二十千文，经笔贴式德罄告知，副内管理伯文即当分析报明更正，乃伯文隐讳不报，复于八月份应领数内少领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数。以至钱粮款项不符，虽无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图迁就了事实属罪无可迁。应将副内管理伯文照钱粮混行造报以至款项不符降一级调用……，笔贴式德罄系承办七月份香灯钱文文领之人，乃将二百一十之数误写为二百三十，以至多领钱二十千文，事后虽经查出报明，究属怠忽于前，应将笔贴式德罄照造册数目错，罚俸一年……。多罗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该处事务之人，未能查处，亦属疏忽，应将多罗履郡王永成、尚书素尔纳、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这件事在雍和宫整个管理中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年间雍和宫喇嘛人数之多，管理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雍和宫每年还对教习喇嘛和勤奋苦读的学艺喇嘛进行奖赏。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永容奏："经询问章嘉呼图克图，雍和宫翻经之喇嘛四十三名内有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一名，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五名，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现今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现今翻经俱稍有成效，应分别奖赏；其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学之所至。似应一体酌量奖赏，以示鼓励……"乾隆时期的雍和宫，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传佛教人才。
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在京都的学府，在众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经过多年刻苦修炼，获得不同的学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后成了当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时，雍和宫也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
比如，曾在雍和宫学习的内蒙古察哈尔镶白旗的罗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经过在雍和宫学习，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
撰写了多部专著，诸如《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以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喇嘛庙兴办蒙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和文学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该所以经卷规格刊印了著名翻译家阿拉纳于1721年蒙译的《西游记》；他还著书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著名蒙古族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宫培养的历算师达喇嘛乌力吉巴图，成了颇有威望的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我国18个省首府和蒙古22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19
世纪中叶，这部藏传时宪历传至甘肃拉卜楞寺，被选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20世纪初又传到拉萨，在各寺院里设置了传学此法的课程。此后，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载人了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由此可见，雍和宫在一定意义上是藏传时宪历的传播站。
雍和宫在清朝培养出了大批的各种藏传佛教人才，这种影响即使到了清光绪年间也还发挥着一定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沈均禀奏："窃以近时世，列国竞争，非学术无以振兴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黄教已历数百年，近来各国咸思，伸势力于东北、西北各边地已非一日，是以频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屡受其愚，弗可枚举……殆非边陲民智不开，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学术，侮由自招所致乎。为今之计，要使开通边地民智，舍教育他无善策。故先设喇嘛学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渐普及……素有相识雍和宫喇嘛江曲开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壮岁从戎，向随僧忠亲王左宫保带兵转战各省，功绩甚伟。嗣后辞职披剃，蒙恭亲王送人雍和宫北花园为喇嘛，去岁由藏回京，谈及该处民情，……风气未开，职即欲立喇嘛学堂各节向伊謦述。渠意以为然。……拟就雍和宫北花园设立喇嘛学堂，选择青年好学之喇嘛，教以汉文并中国历史，以系其心。并拟设师节一班，以备将来分赴蒙藏各地担任教习之选……"这是一份呈辞恳切的奏折，在边陲危机之际，在蒙藏地区庶民备受欺凌之挥的作用已经与乾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雍和宫经多次修缮整理，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雍和宫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重新对外开放。从80年代初期开始，雍和宫先后从内蒙、青海、辽宁等地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喇嘛。现在雍和宫内佛学造诣深厚、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一些僧人，都是从改革开放初期所招的年轻喇嘛中成长起来的。雍和宫自乾隆年间开始的宗教活动正在逐步得到恢复，雍和宫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享誉海内外的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
雍和宫现有两套完备的管理体制。一套是教务管理机构即"雍和宫庙务管理委员会"，由住持喇嘛，副住持喇嘛。德穆奇等人员组成，负责日常宗教事务。另一套是负责雍和宫行政管理工作的，称"雍和宫管理处"，是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务局的派出机构。设主任、副主任及若干职能科室。另有一个与旅游开放形势相适应的旅游服务公司。现在，雍和宫的宗教活动和旅游开放事业进行得井然有序，僧人在这里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改庙机缘
雍和宫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块碑文，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碑中写道："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凭依，倘眷顾是……规制略备……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这是乾隆皇帝写下来留给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诉我们，像这样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龙池肇迹之区"，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更不足以"宏衍庆泽"。作为后生，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将它改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样，"香幢宝纲，夕呗晨钟"可以萦绕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从雍和宫改庙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的良苦用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乾隆时期，仅仅是一座喇嘛庙，它却发挥着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实，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时期，清朝的创始人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就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康熙时期，为防止蒙古准噶尔部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请求修理倒塌了的万里长城，以抵挡大漠以北的强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过这样一首诗："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认识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将这一切进行得有声有色、将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读十余载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关于雍和宫改庙，乾隆皇帝曾经和他有过如下交谈："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经院，若修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之弘传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密的扎仓，但在京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为了在此弘扬佛法?也有说法，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其实，不管是怀念先祖，抑或是为弘扬佛法，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说，哪种说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蒙古、西藏问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定还有着他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走进清朝建国以来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间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西藏，古称唐古忒，又称土伯特，隋唐时称吐蕃。强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并最终纳入中国版图。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传人起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纳人中央政权之下，中央政权更迭的每一时期都和藏传佛教其中一个教派有着密切的往来。
清朝人主中原之时，正值藏传佛教五大派之一的格鲁派崛起。
17世纪中叶，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取得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朝见清顺治皇帝，成为清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清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经青海、甘肃、宁夏到北京，顺治皇帝设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开创了历辈达赖喇嘛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从此便辈辈相传。事实上，扶持喇嘛教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国策。
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崛起，四世班禅大师罗桑却吉坚赞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两辈达赖喇嘛的师傅，在广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犹如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在世。格鲁派之崛起与他的长远计议密不可分。四世班禅大师于康熙元年圆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开创了历代班禅大师亦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乱")，使刚刚强盛起来的清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吴三桂的势力一度扩大到与清朝分庭抗礼，清朝军队与其相持数年之久。当时，康熙叮嘱第五世达赖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虽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达赖喇嘛并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但达赖喇嘛所属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这对处在长达数年之久的平叛紧张关头的康熙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已相当密切和牢固。
康熙时期遇到的另一重大边疆问题是蒙古准噶尔部屡屡进犯。
准噶尔是新疆厄鲁特蒙古中一支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康熙朝初期，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汗权，势力不断扩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请安，一方面又暗中与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层勾结，四处抢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出兵六千由新疆发兵西藏，兵临拉萨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领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之后，抢劫财物、杀戮僧俗、摧毁寺庙、无恶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后两次派军剿除准噶尔军，第一次清军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帅三军，坐阵西宁；派大将延信率军与西藏各部积极配合进剿准噶尔军队。在西藏地方广大僧俗积极配合、支持下，清朝军队收复了已被准噶尔占领的拉萨，准噶尔军溃败，其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仓皇逃回新疆伊犁旧地。康熙皇帝随即派大军护送从青海选定的十三岁灵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灵童在拉萨坐床，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清朝政府废除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在西藏实行了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第司(执政首领)总揽西藏地方政权的制度，建立噶伦制，任命配合清军在剿除准噶尔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康济鼐・索南杰布为首席噶伦。
其他三名噶伦分别是贝子阿尔布巴・多吉杰布、辅国公隆布鼐・扎西杰布、僧官扎尔鼐-罗追杰布，命四人联合执政。
18世纪初期，西藏噶伦内乱。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首的三噶伦杀害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机。实际上，噶伦之间的矛盾早在噶伦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三人中，康济鼐及其支持者颇罗鼐来自阿里和后藏地区；阿尔布巴和隆布鼐来自工布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两派在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终于爆发。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和扎尔鼐，设计杀害了康济鼐。此时，远在阿里的颇罗鼐闻讯后，义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禀报西藏局势，同时起兵阿里，在清朝大军赶到拉萨之前平息了这场内乱，稳住了西藏局势。噶伦内乱被平息后，清朝任命颇罗鼐为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噶伦，封为贝子。后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此后，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续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西藏这一阶段的稳定，给刚刚走上政坛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审视西藏局势的时间，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
颇罗鼐死后，其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职位。
此人飞扬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与觊觎西藏地方的准噶尔军勾结，图谋叛乱。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见机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杀死，二人同时被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驻藏大臣被杀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也为他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三俗一僧)联合执政，尤其强
调，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处在噶厦政府管理之下，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噶伦制度的起源。
纵观18世纪西藏历史，可谓风云变幻。从准噶尔进犯到噶伦内乱，再到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一直处在风雨激荡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平息战乱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两次用兵西藏、雍正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被平息，西藏社会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但是，真正从各个方面最终对西藏实现完备管理的，则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大的历史趋势实现了它从帝王行宫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机。雍和宫改庙之时(1745年)，西藏正处在颇罗鼐管理时期，也是此前西藏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熟读先辈统治历史的乾隆皇帝时刻牢记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先父的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
历史沿革
从明内宫监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皇四子与雍和宫)
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二子允�、皇四子允祯、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允祯、允�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允祯……"。文中提到的皇四子允祯(胤�）即：清朝雍正皇帝。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晋升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为期六十年也是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统治历史。同年，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继承皇位，改年号雍正，是为雍正皇帝。皇帝随即迁入宫中，但对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帝王行宫和"龙潜禁地"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从皇四子府邸到行宫(行宫时期的雍和宫)
雍和宫改为行宫后，雍正皇帝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而只是对东花园(又称东书院)进行了彻底修缮。
早在"�贝勒府"时期，当时宅院东侧就辟有一小院，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作为贝勒王胤�读书阅典、贝勒王福晋赏花观月。往后，随着胤�爵位的升迁，这里得以不断扩建和修缮。雍和宫改为行宫后，东书院又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中对东书院的一门一匾，每幅楹联、每幅匾额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详尽记载。重建后的东书院被装点的古朴典雅，清幽明净。乾隆以后的各位皇帝，必须按"定制"每年最少来雍和宫礼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先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必须"原班原仪"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即每年夏至"芳泽事毕，临此园少歇、进膳"。东书院则成为清朝自乾隆以后各位皇帝在雍和宫礼佛之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书院当时的规模几乎与现在的雍和宫相当，当时，两种风格不同、格调迥异的建筑群相辅相成构成了雍和宫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官规格的不一般，使得东书院各殿房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一样。这里也曾设有"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文、武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即：看管东书院所陈大量珍宝古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东书院被日本人所烧，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东书院连同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
1995年，为改善僧人住宿条件，雍和宫管理处在东书院遗址上盖起了两幢极具古典建筑风格、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僧舍，雍和宫的大多数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这里。
从行宫到藏传佛教寺庙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旧制，于同年九月将父亲梓棺安放雍和官(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玄机，众说纷纭)，雍和宫也因此结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宫历史。
期间，为迎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在十五天内改覆黄瓦，雍正灵柩就安放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后，永佑殿则常年供奉雍正影象，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影堂时期的雍和宫"。实际上，在雍和宫没有真正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宫内大部分殿堂已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
从"贝勒府"到"雍亲王府"、"行宫"直至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演义着不同的宫廷斗争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团。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从此，雍和宫开始了它既为皇家第一寺庙又为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的辉煌历史。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俸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
皇家寺院地位
今天到过雍和宫的人，无不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雍和宫现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尽可能地将历史上雍和宫最繁荣，最辉煌的那一段真实地再现在现代人面前。
乾隆年间，在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院之后，从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陆续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诸如：拆影壁，建昭泰门；设桅杆，立宝坊；立碑亭，建钟楼、鼓楼；对内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药师殿等十个殿堂进行翻盖；在寺院外围相继修建了八百余间包括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在内的附属用房，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规模。乾隆皇帝为其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意为兜率壮丽洲)。
为着这里将要发挥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方面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当时在雍和宫设有一个很高的管理机构，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清朝管理全国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设一名，一般都从亲王中选派。其下有"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送。当时，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三房，即："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雍和宫的文书往来、僧人念经，以及佛像造办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设有笔贴式(书记)和苏拉笔贴式(副书记)负责文书往来的具体工作；"经坛房"下设有副管领，首领太监，太监喇嘛若干名，负责喇嘛念经之事；造办房其实是清廷设在雍和宫的一个规模相当的制造佛像的工厂。工厂中除负责人员外，另有工人四十名，这些工人被分为九组，分别从事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不同种类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军则承担着雍和宫的保卫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宫内当时设有两套班子。一套称"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机构专门管理雍和宫的宗教事务。管理雍和宫的这套机构设置相当复杂。最高一级称"总管喇嘛印务处"，简称"喇嘛印务处"。一般都由僧人组成，这些僧人又按职位高低分为七级，依次为"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学习喇嘛"。"学习喇嘛"中又分为四级即："德穆奇"、"格斯贵"、"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当时，雍和宫内还有严格按照密宗四续部理论建成的四大"扎仓"即僧院，它们分别是：(一)扎年阿克学(数学殿)。内设教习堪布一名，总管全殿教务；设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经事宜。学徒(又称学艺喇嘛)共分四级，先后要学习藏文、佛经、历算等功课，完不成学业还要续学三年，之后才能应考更高一级的喇嘛职衔。(二)曼巴学(药师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四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药师经及四种医学经。(三)擦呢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内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共有十三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显宗的主要经典。(四)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五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秘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佛教经典。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四大扎仓在学经师傅安排、学习时间、学习次第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每个扎仓所学的内容不同。一个新学徒要从一个扎仓学成出来，一般要经过十余年的苦读，有的甚至要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四大扎仓后来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四大扎仓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
早在四大扎仓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当时，显宗院上师由西藏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诸明扎仓上师由莫觉夏仲担任。其他僧人的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拉萨)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
各个扎仓的老师确定之后，乾隆皇帝还对僧人的来源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制度。
首先明确，僧人必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明的青少年中选送。《雍和宫导观所》中有这样的记载："各该扎萨克拣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该庙守候，听凭验收。限次年开印之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逐一验看岁数，合格者即交该宫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岁不合，或有疾病及无籍匪徒希图滥竽充数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员带回，并将该旗应负责任之扎萨克报部议处。"经过如此认真的挑选，再经过在雍和宫多年的学习和苦修，一大批"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的藏传佛教人才脱颖而出。
清廷把雍和宫视为御用家庙。喇嘛除在寺内四学殿(扎仓)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它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诸如：常年不断的每天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僧人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登极、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以上活动雍和宫每次派出僧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据《大清会典》资料统计，仅"内课"经差一项就达41种之多。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清朝政府对雍和宫僧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据史料载，当时除八十名学艺喇嘛的开销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余喇嘛之开销则按照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格斯贵等不同级别每月均由政府拨给，具体做法是先由庙内德穆奇造册呈报，从广储司国库支出发给理藩部，再由该部下发至雍和宫。
一般僧众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粮米七斗五升以及数量不同的银钱；每人有进宫念经时穿戴的黄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种"特赏"、布施。乾隆年间，雍和宫的香灯地亩遍及北京周围29个县，年地租一项收入就达白银近万两。至于雍和宫堪布及在雍和宫兼有虚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等上层人士，除雍和宫喇嘛钱粮外，朝廷还加发"驻京喇嘛钱粮"，多数人还享有清廷提供的"佛仓"(住所)和封给的寺庙庙产、牧场、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赏"白银150一300两。另外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故有"驻京喇嘛不亚于王爷"之说。被清朝封为唯一一位灌顶大国师、位居驻京掌印呼图克图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朝就兼任着雍和宫总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庙及庙产，外加亲王俸缎一份，月特赏500余两，其国师金印重88．8两，可以撑黄伞、坐黄轿，皇帝还不时赠给各种金玉珠宝、古玩字画，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于一般亲王。
雍和宫在财务管理上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雍和宫七月份应领香灯钱文因数目错写，多领二十千文，经笔贴式德罄告知，副内管理伯文即当分析报明更正，乃伯文隐讳不报，复于八月份应领数内少领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数。以至钱粮款项不符，虽无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图迁就了事实属罪无可迁。应将副内管理伯文照钱粮混行造报以至款项不符降一级调用……，笔贴式德罄系承办七月份香灯钱文文领之人，乃将二百一十之数误写为二百三十，以至多领钱二十千文，事后虽经查出报明，究属怠忽于前，应将笔贴式德罄照造册数目错，罚俸一年……。多罗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该处事务之人，未能查处，亦属疏忽，应将多罗履郡王永成、尚书素尔纳、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这件事在雍和宫整个管理中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年间雍和宫喇嘛人数之多，管理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雍和宫每年还对教习喇嘛和勤奋苦读的学艺喇嘛进行奖赏。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永容奏："经询问章嘉呼图克图，雍和宫翻经之喇嘛四十三名内有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一名，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五名，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现今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现今翻经俱稍有成效，应分别奖赏；其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学之所至。似应一体酌量奖赏，以示鼓励……"乾隆时期的雍和宫，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传佛教人才。
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在京都的学府，在众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经过多年刻苦修炼，获得不同的学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后成了当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时，雍和宫也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
比如，曾在雍和宫学习的内蒙古察哈尔镶白旗的罗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经过在雍和宫学习，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
撰写了多部专著，诸如《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以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喇嘛庙兴办蒙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和文学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该所以经卷规格刊印了著名翻译家阿拉纳于1721年蒙译的《西游记》；他还著书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著名蒙古族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宫培养的历算师达喇嘛乌力吉巴图，成了颇有威望的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我国18个省首府和蒙古22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19
世纪中叶，这部藏传时宪历传至甘肃拉卜楞寺，被选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20世纪初又传到拉萨，在各寺院里设置了传学此法的课程。此后，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载人了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由此可见，雍和宫在一定意义上是藏传时宪历的传播站。
雍和宫在清朝培养出了大批的各种藏传佛教人才，这种影响即使到了清光绪年间也还发挥着一定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沈均禀奏："窃以近时世，列国竞争，非学术无以振兴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黄教已历数百年，近来各国咸思，伸势力于东北、西北各边地已非一日，是以频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屡受其愚，弗可枚举……殆非边陲民智不开，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学术，侮由自招所致乎。为今之计，要使开通边地民智，舍教育他无善策。故先设喇嘛学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渐普及……素有相识雍和宫喇嘛江曲开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壮岁从戎，向随僧忠亲王左宫保带兵转战各省，功绩甚伟。嗣后辞职披剃，蒙恭亲王送人雍和宫北花园为喇嘛，去岁由藏回京，谈及该处民情，……风气未开，职即欲立喇嘛学堂各节向伊謦述。渠意以为然。……拟就雍和宫北花园设立喇嘛学堂，选择青年好学之喇嘛，教以汉文并中国历史，以系其心。并拟设师节一班，以备将来分赴蒙藏各地担任教习之选……"这是一份呈辞恳切的奏折，在边陲危机之际，在蒙藏地区庶民备受欺凌之挥的作用已经与乾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雍和宫经多次修缮整理，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雍和宫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重新对外开放。从80年代初期开始，雍和宫先后从内蒙、青海、辽宁等地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喇嘛。现在雍和宫内佛学造诣深厚、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一些僧人，都是从改革开放初期所招的年轻喇嘛中成长起来的。雍和宫自乾隆年间开始的宗教活动正在逐步得到恢复，雍和宫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享誉海内外的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
雍和宫现有两套完备的管理体制。一套是教务管理机构即"雍和宫庙务管理委员会"，由住持喇嘛，副住持喇嘛。德穆奇等人员组成，负责日常宗教事务。另一套是负责雍和宫行政管理工作的，称"雍和宫管理处"，是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务局的派出机构。设主任、副主任及若干职能科室。另有一个与旅游开放形势相适应的旅游服务公司。现在，雍和宫的宗教活动和旅游开放事业进行得井然有序，僧人在这里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改庙机缘
雍和宫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块碑文，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碑中写道："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凭依，倘眷顾是……规制略备……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这是乾隆皇帝写下来留给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诉我们，像这样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龙池肇迹之区"，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更不足以"宏衍庆泽"。作为后生，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将它改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样，"香幢宝纲，夕呗晨钟"可以萦绕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从雍和宫改庙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的良苦用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乾隆时期，仅仅是一座喇嘛庙，它却发挥着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实，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时期，清朝的创始人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就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康熙时期，为防止蒙古准噶尔部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请求修理倒塌了的万里长城，以抵挡大漠以北的强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过这样一首诗："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认识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将这一切进行得有声有色、将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读十余载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关于雍和宫改庙，乾隆皇帝曾经和他有过如下交谈："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经院，若修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之弘传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密的扎仓，但在京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为了在此弘扬佛法?也有说法，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其实，不管是怀念先祖，抑或是为弘扬佛法，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说，哪种说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蒙古、西藏问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定还有着他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走进清朝建国以来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间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西藏，古称唐古忒，又称土伯特，隋唐时称吐蕃。强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并最终纳入中国版图。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传人起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纳人中央政权之下，中央政权更迭的每一时期都和藏传佛教其中一个教派有着密切的往来。
清朝人主中原之时，正值藏传佛教五大派之一的格鲁派崛起。
17世纪中叶，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取得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朝见清顺治皇帝，成为清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清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经青海、甘肃、宁夏到北京，顺治皇帝设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开创了历辈达赖喇嘛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从此便辈辈相传。事实上，扶持喇嘛教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国策。
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崛起，四世班禅大师罗桑却吉坚赞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两辈达赖喇嘛的师傅，在广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犹如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在世。格鲁派之崛起与他的长远计议密不可分。四世班禅大师于康熙元年圆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开创了历代班禅大师亦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乱")，使刚刚强盛起来的清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吴三桂的势力一度扩大到与清朝分庭抗礼，清朝军队与其相持数年之久。当时，康熙叮嘱第五世达赖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虽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达赖喇嘛并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但达赖喇嘛所属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这对处在长达数年之久的平叛紧张关头的康熙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已相当密切和牢固。
康熙时期遇到的另一重大边疆问题是蒙古准噶尔部屡屡进犯。
准噶尔是新疆厄鲁特蒙古中一支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康熙朝初期，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汗权，势力不断扩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请安，一方面又暗中与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层勾结，四处抢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出兵六千由新疆发兵西藏，兵临拉萨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领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之后，抢劫财物、杀戮僧俗、摧毁寺庙、无恶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后两次派军剿除准噶尔军，第一次清军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帅三军，坐阵西宁；派大将延信率军与西藏各部积极配合进剿准噶尔军队。在西藏地方广大僧俗积极配合、支持下，清朝军队收复了已被准噶尔占领的拉萨，准噶尔军溃败，其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仓皇逃回新疆伊犁旧地。康熙皇帝随即派大军护送从青海选定的十三岁灵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灵童在拉萨坐床，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清朝政府废除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在西藏实行了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第司(执政首领)总揽西藏地方政权的制度，建立噶伦制，任命配合清军在剿除准噶尔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康济鼐・索南杰布为首席噶伦。
其他三名噶伦分别是贝子阿尔布巴・多吉杰布、辅国公隆布鼐・扎西杰布、僧官扎尔鼐-罗追杰布，命四人联合执政。
18世纪初期，西藏噶伦内乱。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首的三噶伦杀害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机。实际上，噶伦之间的矛盾早在噶伦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三人中，康济鼐及其支持者颇罗鼐来自阿里和后藏地区；阿尔布巴和隆布鼐来自工布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两派在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终于爆发。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和扎尔鼐，设计杀害了康济鼐。此时，远在阿里的颇罗鼐闻讯后，义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禀报西藏局势，同时起兵阿里，在清朝大军赶到拉萨之前平息了这场内乱，稳住了西藏局势。噶伦内乱被平息后，清朝任命颇罗鼐为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噶伦，封为贝子。后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此后，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续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西藏这一阶段的稳定，给刚刚走上政坛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审视西藏局势的时间，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
颇罗鼐死后，其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职位。
此人飞扬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与觊觎西藏地方的准噶尔军勾结，图谋叛乱。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见机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杀死，二人同时被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驻藏大臣被杀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也为他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三俗一僧)联合执政，尤其强
调，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处在噶厦政府管理之下，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噶伦制度的起源。
纵观18世纪西藏历史，可谓风云变幻。从准噶尔进犯到噶伦内乱，再到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一直处在风雨激荡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平息战乱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两次用兵西藏、雍正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被平息，西藏社会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但是，真正从各个方面最终对西藏实现完备管理的，则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大的历史趋势实现了它从帝王行宫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机。雍和宫改庙之时(1745年)，西藏正处在颇罗鼐管理时期，也是此前西藏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熟读先辈统治历史的乾隆皇帝时刻牢记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先父的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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