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话题卡-An Forggetable Game in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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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们的王导游给客人讲讲咱中国孩子童年最难忘的游戏- 玩打仗,让美国人、英国人也羡慕羡慕!

"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 玩打仗和过家家就是这类模仿性的游戏，两个游戏放在一起说很有意思——战争与和平。看来暴力与温情都是儿童的模仿对象。
现在的孩子们也玩打仗，但远没有我们那时一呼百应的排场。

那个时代，玩打仗的模式基本上都抄自电影，用孩子们的视角，把战争电影重新演绎一番。那时候电影不多，一位文联的领导归纳得很透彻，文革时期只有三部电影——"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再后来还有《英雄儿女》《小兵张嘠》《闪闪红星》等电影可看。玩打仗游戏也同样分内战和抗战。有时也抄袭国外作品，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米兰初来部队大院，马小军和大蚂蚁模仿瓦西里的那场戏，就生动地描绘了我们当时的情景。

玩打仗该是个最大的游戏，好在胡同里的孩子多。通常是下学前就约定好，晚饭后一群人马刀枪聚在一起。然后分成两伙——"好人"和"坏人"。好人是解放军或八路军，当然有官有兵，而且还有通信员、警卫员，甚至把女孩安排在"后方"做卫生员。坏人是国民党官兵或者日本鬼子，当然也不乏汉奸及王连举那样的叛徒。通常组织者或年长的孩子都是正面人物，而且被封上了官，年龄小或者性格弱的不是小兵就是坏蛋。无论是做小兵还是坏蛋，重要的是服从。当小兵和坏蛋也值得敬佩，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谁也玩不成。有个叫二梆子的没什么威信，因为给了主事儿的孩子一捧山楂干，而在一次打仗中买了个连长。可孩子们总是和他作对，让冲锋却趴着不动，让转移却单枪匹马地深入敌后。害得二梆子总是告状，使游戏中途停顿，好在主事的还能压住阵脚，使游戏继续进行。有时也公平一回，大家轮流扮演坏蛋，今天还是我军将领，明天可能就变成猪头小队长了。

玩打仗的场所在胡同或院子里不定。设好"战壕"、"指挥部"以及双方的阵地，然后开战。记得有个叫"球子"的男孩，把他们家晾晒的被褥都拿下来，有的堆成堡垒，有的铺在地上，晚上自然少不了家长的毒打。总体来说游戏没有什么章法，也没有什么胜负的标准。有的时候组织者当了坏蛋，那么最后胜利竟属于坏蛋了。但战争的细节却是丰富的：装模作样的制定作战计划；收缴和分配"战利品"；牺牲后不断复活，忙着交党费和布置任务；战士"负伤"后，带着卫生员包扎的纱布继续冲锋，纱布上点着红药水儿；侦察兵深入前敌"抓舌头"；接受站岗任务把守弹药库等等。有一次我儿子读一篇课文，里面讲到列宁小时候玩打仗，坚守岗哨，半夜才被找回去。他非常不理解地说：他怎么那么傻呢？我深有感触地说，儿子，爸爸小时候玩打仗真是那样啊。

打仗时，孩子们说的也不外乎电影里的那些台词，比如"冲啊……""向我开炮，……"，"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代表人民代表党枪毙了你。""你们撤，我掩护""这是我的党费……""我胡汉山又回来了！""巴嘎丫路！"
孩子们一边开着枪，一边用嘴"突突突……"地模仿着枪声。被打中的孩子是一定要装死的，这是游戏规则，不然的话，打仗转为打架，双方争个脸红脖子粗，甚至由此结仇断交。但孩子的仇易结易解，睡醒一觉，又都形影不离。有的孩子很擅长表演，把"死前"的痛苦挣扎表演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孩子会被安排为"终身"坏蛋，因为"当官的"要开枪过瘾。

打仗时孩子们总会装扮一番。有的扎上大人的武装带，上面别着木头枪或者包米棒子之类的东西充当手榴弹。如果是"野战"，还用树枝编成帽环戴在头上。当时如果谁有顶军帽，那是一定要当大官的，如果本人实在没能力，那就只能摘下乌纱，转给别人威风了。

当年，我二叔去黑龙江当兵，走后非常想念我，因为我是他从小扛大的。我爸爸给我照了张相邮过去，他回信时，给我邮来一件宝贝——一颗五角星，被我
奉为命根子。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有一次玩打仗时我拿出来显摆，一个大孩子看到后上来就抢。我死死抓住那颗五角星，哭喊着任凭他拳打脚踢，掰断手指，在地上拖来抡去，始终也不肯撒手。如果是拍成电影的话，我一定会把这段处理成慢镜头，并让四周尘土飞扬。无奈，在他的几个爪牙的帮助下，那颗五角星还是被他"没收"了。不过为了避免我向家长告发，他后来给了我很多烟盒（烟标）算做灭口。那五角星让他彻底威风了一阵子，每次都能捞个大官当当，动不动就纠集起大伙陪他打仗，只为过过官瘾。

不光好人要装扮，坏人也得装扮。有一年夏天，一个叫"二鬼子"的扮日本鬼子。他头上搭条毛巾，上面扣着帽子，耳边就垂下两个布帘儿，皮带扎在草绿色上衣外面。下身更有创意：短裤用纸绳扎得像日本的相扑，前面兜着小鸡鸡，后面露着两个屁股蛋，还弓步挥剑地喊着鬼子冲锋的台词"丫个基基……"当时不但把我们这群孩子乐翻了，连大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这植根于他脑中的日本人形象是怎么来的，却无从考证。

那时的孩子们在游戏中反映出的创造能力让人吃惊。现在的玩具都是工业和科技的产物，而那时的孩子们没有现成的刀枪也没有钱，兜里装个一毛二毛的算是富裕了。都是自己做。用木头雕的手枪长枪，刷上黑漆，倒也逼真。手枪下面缀着红布条，长枪系着布条背在身上，一样的英姿飒爽。其中有一种洋火（火柴）枪，堪称精品。把七八节自行车链条孔对孔捆紧，一根铁丝穿进一个孔，余下的围成枪把枪身，另一排孔就是枪膛了。枪栓和扳机同样是铁丝做的，动力是橡皮筋，枪膛里插入火柴，不但能打响，还能把火柴棍儿发射很远。虽然有危险，但其创意、外观和实用性，值得玩味。现在如果有人还保留着这种枪，真该送入博物馆收藏了。真是"穷则变"，现在的学校只能靠手工课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了。
童年关于枪的记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可以称得上悲壮了。

一个叫大伟的少年，比我们大很多。一直被誉为心灵手巧。他自制了一把火药枪。装药试发那天，我们都来到了他的小屋。那是唐山大地震后搭起的"地震棚"。墙壁用土坯或捡来的砖头砌成，棚顶用杆子撑着几层油粘纸，虽然简易，但有炕有窗，还有简单的家具。在那时，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对孩子来说却是一个自由的小天地。大伟精心地擦拭着火药枪，我们在一旁唏嘘。这把枪真是漂亮。枪把是木制的，还刷了红漆。撞针、扳机、瞄准器一应俱全，都是他自己打磨的，这得益于他当钳工的爸爸。枪管儿比手指粗些，是根半尺长的白钢管儿。现在想来，那时的孩子真是无法无天，竟敢私造土枪。孩子们惊讶地问，这要装了火药还不把人打死啊？大伟说，玩打仗时不装药，这枪主要是打鸟的。他拿出一个打点滴的玻璃瓶，半瓶细腻的黑色粉末，很是神秘，他说这是火药。我们这些孩子只在拆解鞭炮时，才能看到一点火药，哪里见过这么大一瓶。大伟神情严峻地把火药倒进枪管，然后用一根细铁丝轻轻地捅着。一边还给我们讲解着火药的威力，灌装的危险。装完了火药，他又往里面装入铁沙，拿来棉花塞得紧紧
的，在撞针部位放入纸炮（学称发令纸）作为引火。我们瞪大眼睛看得入迷了，尤其对他细致的讲解佩服得五体投地，简直把他奉为知识渊博的能工巧匠来崇拜。然而随后的事情却彻底捣毁了我们这份虔诚。

药装好后，就等着试枪了。我们跟在大伟的屁股后头，哄叫着翻过院墙，来到野外。这里是郊区，初春的大地已经翻了土，广阔无边。大伟蹲下来把枪架在一块石头上，冲着大地，大家都围在他身后，有的还躲在一边捂着耳朵。这时正好有两只乌鸦飞了过来，落到大地上。大伟瞄着乌鸦，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他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闷响打破了寂静，随之而来的却是大伟的一声惨叫。还没等我们弄明白怎么回事，大伟已经捂着脸滚在地上。原来火药在枪膛爆炸后，从后面穿了出来，崩裂了枪管和那漂亮的枪把。
大伟出院以后，我们看到了他滑稽的模样，心目中的光辉形象由此荡然无存。他右手缠满了纱布，半个脸肿得馒头似的，红里透黑，还有一粒粒血点，那应该是铁砂弄的。他还艰难地咧着嘴装出笑意。真是万幸，保住了眼睛。但是后来他的右脸永远留下了一块青紫色的痕迹，中间是一个个麻子。据大伟后来权威性的分析说，是棉花塞得太紧了，但是我们却认为，大伟是在眉飞色舞的讲解时把火药装多了。

看来不花钱的游戏，也要付出代价的。有创造就要有冒险啊。孩子们就是在游戏中模仿着人生，品尝百般滋味。